“民族資本、國家資本，是人民飽受官僚買辦資本荼毒，進而走向覺醒的産物，要将資本關進制度的籠子，首先要有一個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權力體系。當前生産力還不夠發達的階段，我們隻能選擇民主集中制的路線。如何實現民主集中不變質，其中的關鍵在于我們的官員，要從人民中選拔。同時官員的權力，要受到人民的監督。讓權力限制資本，人民組建權力、監督權力，避免權力被資本所突破……”
朱由校不知不覺，寫了越來越多的東西進去。這本政治教材，一方面在于開啟人民的政治思維，一方面也是他在尋求人民的力量。
随着改革的持續，有些東西的阻力依舊強大。這時候要想改革取得成功，重點在于皇權與人民徹底走向聯合。
穿越到明末這麼多年，朱由校逐漸意識到，中國的君主制并非是一種落後的制度，君主制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不沖突，封建、資本、社會這些都隻是生産力發展之後随之出現的東西。
如果以封建、資本、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那麼這個國家就會變成意識形态國家，一旦生産力發生變化，意識形态必然會随着生産力的變化而走向破産。後世的蘇聯、美國，都是意識形态國家，對于蘇聯和美國來說，一旦意識形态破産，就意味着走向解體。
而君主制和這些意識形态并不直接挂鈎，與君主制真正挂鈎的是人民，中國的皇帝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從來都是高度保持一緻的。任何一個不想滅亡的皇帝，都會選擇維護人民的利益，隻有類似崇祯那種被忽悠得找不着北，選擇走政治正确的皇帝，才會走向損害人民利益的滅亡之路。
曆史已經證明，崇祯那種政治正确，隻能吃力不讨好，沒有為人民争取到利益不說，那些罪已昭，無一不是在為官僚資本背鍋。
明代應該說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點，因為明代開創了一個由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朝代。曆史上出生于人民階級的皇帝，第一個是漢高祖劉邦，第二個則是明太祖朱元璋。
漢高祖劉邦所在的年代，生産力還不發達，精英階層依舊占據主導力量，所以治國依舊是依靠精英階層。這是上古時期遺留下來的影響，上古時期的華夏是一種先天文明，是一種精英主導的文明。因為在生産力不發達的時代，普通人民的力量很弱小，人民沒辦法用生産力武裝自己，而上古流傳下來的體系，則讓精英階層壟斷文化，同時精英階層也懂得如何培養軍事人才。
隋唐之前就是以門閥為主導的社會，門閥大量培養軍事人才，這些軍事人才不僅懂得軍事戰略，還懂政治。而且上古時期的煉丹術逐漸擴散，門閥請術士煉制丹藥用于子弟的培養，培養出來的軍事人才的武力值也非常高。
而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以及靈藥資源的枯竭，中國曆史逐漸走向轉折。隋唐門閥遭到打擊，科舉制的産生。以及火器的發明，軍事門檻降低，人民逐漸擁有了武裝自己的能力。
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的交替，應該是一種循環的模式。
随着生産力的提高，社會形态越來越高級，當生産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人民從繁瑣的重複勞動中解放出來，同時科技的不斷進步，從龐大複雜的體系走向簡化，進而總結出類似《易經》的科學體系，進而從後天文明走向先天文明。
如果先天文明滅亡，一個新的文明輪回産生，遺留的精英文化又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走向消亡。
華夏文明，正是傳承了一種非常高級的文明遺産，從而才能出現精英文化。這也讓華夏的文明形态，從一開始就走向生産型帝國的路線。在生産力不發達的時代，如果沒有精英文化的支撐，普通人民隻靠自己生産，而不從事軍事活動的話，是完全打不過那些蠻夷的，畢竟那些蠻夷在冷兵器時代全民皆兵。
到了明代，精英文化已經正式宣告衰亡。人民也開始走上曆史舞台，明王朝是華夏曆史上第一個真正由人民主導的王朝。正因為人民登上了曆史舞台，人民的創造力被發揮了出來，所以明代的生産力得到了發展，而生産力的發展又必然會産生資本主義。
明代的滅亡，在于人們對資本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如何應對資本的誕生。明王朝作為世界上第一個誕生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走向滅亡，也是非常正常的。
明代也可以說是地球現代文明的開端，因為明代打響了生産力發展的發令槍，也是人類走向科技時代的開端，從而使得人民真正登上曆史舞台，中國也開始擺脫精英文化為主導的體系。
而精英文化要占據主導，必然是要限制生産力的。所以中國曆朝曆代，生産力高速發展是從兩宋開始的，兩宋時期實際上也算是人民做主的時代，隻不過沒那麼徹底，而且兩宋時期生産力還不高級，或者說是生産力發展了，軍事技術沒有發展。結果這些生産力，反倒是武裝了遼、金、蒙古等軍事貿易集團，雖然兩宋時期發展了國家資本，但統治者還是傳統的思維模式，限制軍事發展，沒有把人民武裝起來。
而明代則是人民徹底登上曆史舞台的一個朝代，統治者的思維模式有所轉變，但因為蒙古的統治，摧毀了宋代的資本體系，生産力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倒退，所以建國的時候，也沒有發展國家資本，但在限制資本方面還是有足夠意識的，然而口子卻在嘉靖時期被撕開了，商人獲得了入場券，演變成了官僚資本這個嚴重的社會毒瘤。
這個毒瘤的産生，是體制腐化的結果。任何一個朝代，經曆兩百多年，體制必然是會出現腐化的，這一點也不可避免。
所以縱觀曆史，華夏從古至今，内部是精英階層與人民的矛盾，人民與精英階層即有合作又有鬥争，外部則是與蠻夷組建的軍事貿易集團的鬥争。
生産力不發達的時代，精英階層占據主導地位，帶領人民抗擊蠻夷的軍事貿易集團。而随着生産力的發展，精英階層開始走向消亡，但又阻礙人民的武裝。而生産力的發展，又讓農業全球化時代不斷發展，到兩宋時期農業全球化達到巅峰，全球貿易又讓蒙古這樣的軍事貿易集團也走向巅峰。
明王朝不發展貿易，主要是為了摧毀農業全球化體系，因為這個體系讓異族獲得了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華夏在農業全球化時代，軍事方面是沒什麼優勢的。從這一點上來說，還是比較成功的，蒙古在明代一直沒有對明王朝産生真正的威脅，如果不是後期官僚資本的産生，滿清也不可能崛起。
明代開創的人民模式，被官僚資本颠覆了，而滿清時期則讓整個民族陷入了曆史低谷，華夏也從民主變成了奴隸制時代。但滿清滅亡之後，新中國的成立，人民第二次登上曆史舞台，這一次則是生産力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代，人民在軍事武裝方面已經很容易了。
明王朝的君主制，本質上并不是一種落後的體制，反而是一種比較先進的體制。皇帝的至高無上，本質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至高無上的基礎之上的。人民對皇帝，有的隻是尊重，而不是畏懼。人民的利益被損害，有皇帝幫他們出頭，開國的時候人民甚至可以把貪官污吏綁到京城去。
而且皇帝不可能貪污，皇帝損害人民的利益就是損害自身利益。所以大明的君主制，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集中制，皇帝的至高無上，就是人民的至高無上。而在生産力不發達的時代，人民是沒辦法行使政治權利的，因為權力盡管是人民賦予的，但人民要從事很多重複性的勞動，根本沒那個時間去參與，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權力交給一個信得過的人去掌控。
這個掌控權力的人要能夠信得過，就要把這個人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高度捆綁，而皇帝的利益則是與人民利益高度捆綁的。所以皇帝也是人民的脊梁，有個皇帝反而能讓人民感到安心。
當然這個制度也不是無懈可擊，因為皇帝也是人。是人就可能會昏睡，就可能會被蒙蔽。而且人都是有欲望的，有些皇帝則可能會沉迷享樂，而忽視了對國家的治理。所以這個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
朱由校穿越過來之後，很多東西都是照搬後世新中國的模式，這要是放在其他朝代是完全行不通的，但大明因為與後世新中國有較大的本質共性，所以照搬後世中國的很多模式，在這個時代還是行得通的。
而在武裝人民軍隊方面，随着朱由校不斷的發展火器技術，如今也是漸入佳境，無煙火藥已經發明了，很快槍械、火炮的威力也就會有一個巨大的提升。武裝人民就變得容易，過去冷兵器時代，武裝一個普通士兵，需要經過長期的訓練，不論是時間還是成本都非常巨大，而且還未必能和從小就接觸冷兵器戰争技術的蠻夷比較，隻能依靠精英文化與蠻夷抗衡。
如今進入火器時代，一個普通士兵隻要訓練兩三個月就可以拿着槍走上戰場，三點一線瞄準之後扣動扳機就能解決掉敵人。
朱由校目前推行的改革，也并不徹底。他要改變權貴的世襲體系，以及那群皇親國戚，特别是繁衍一大堆的皇室子孫，不尋求人民的支持是無法成功的。
所以朱由校現在也要武裝人民，不僅僅是在軍事上的武裝。還要在文化上對人民進行武裝，在思想上對人民進行武裝。
全民義務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是是工具的普及，讓人民具備學習文化的工具，以及提高生産力的工具。而發展生産力，是提高人民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核心。一方面則是提供思想武裝，讓人民具備階級鬥争意識，并且為他們提供階級鬥争的理論指導，讓任何反動派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同時人民掌握了文字工具，就可以看報紙，可以關心國家政治。所以朱由校如今要做的就是，讓人民形成政治共識，并且靠全民教育，逐漸形成一個全民高度一緻的政治輿論，從而對行政體系中的官員進行全方位的監督，甚至是對皇權進行監督。接下來的改革，甚至是皇位的繼承機制都要變，不能再無腦的采用皇長子繼位的模式。
朱由校已經有了一個初步方案，那就是在皇家教育方面先嚴格把關，然後讓皇子們參與考試，而考試則由人民進行監督。從而通過考試，把有能力，又具備基礎意識的皇子選拔出來當皇帝。
官員可以通過科舉制選拔，皇帝為什麼就不行？
朱由校已經給皇子們改革了教育制度了，不再如同過去那樣簡單的由大臣給皇子上課，現在雖然也是由大臣授課，但朱由校對授課内容已經做了具體的規定，甚至是親自編寫了皇室教育的教材，教他們什麼是皇權，什麼是人民，人民與皇權的關系，以及什麼是損害人民利益，什麼是保障人民利益，培養他們對事物的基本判斷能力。
而皇權也從過去的天授神權，在朱由校這裡變成了民授神權，人民即是天，天子亦是人民之子。
這套理論暫時還隻是在皇子的教育上使用，随着改革的持續，這套理論就會用在那群皇室宗親身上了。大明皇帝從人民中來，也應該回到人民中去，那群皇室宗親也應該回到人民之中，直系過三代直接降為平民，不再享有任何特權，也沒有任何從業限制，朝廷也不花錢養他們了，自謀生路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