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恭澍沒有想到，這次計劃周密的行動，又以失敗告終。

　　不過，陳恭澍絕對沒想到，這正是馮晨和戴笠秘密設計的掉包計。

　　原來，就在戴笠下達行刺汪精衛命令之時，馮晨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了情報，日本人也準備暗殺汪精衛，從而嫁禍蔣介石，逼迫蔣介石同日本軍方妥協。

　　馮晨及時把這份情報電告了延安和在香港的戴笠。

　　戴笠立即趕回重慶親自給蔣介石彙報，同時，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在接到情報後，面見蔣介石，陳述了暗殺汪精衛的厲害關系。

　　勸說下，蔣介石臨時改變了主意，他認為，現在幹掉汪精衛，似乎太便宜了他了，他要留下汪精衛，逼着他去當漢奸，讓他遺臭萬年。

　　蔣介石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戴笠，并要他絕對保密。

　　于是，戴笠秘密電告在河内的馮晨，安排馮晨在給陳恭澍提供情報時臨時掉包。

　　許劍和陳默偵察回來後，馮晨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将曾仲鳴夫婦那間帶陽台的卧室說成是汪精衛夫婦的，瞞着陳恭澍等人，導演了一場誤殺。

　　因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衛正舉棋不定，考慮與老蔣讨價還價，準備去歐洲的時候，高朗街的槍聲，使他徹底失去了對老蔣的信任。

　　特别是曾仲鳴之死，猶如斷了汪精衛的一隻臂膀，使汪精衛萬分悲痛，深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他寫下了《曾仲鳴先生行狀》一文，以表達内心之苦楚。

　　非但如此，日本所預定參與汪派之和平運動的何應欽、龍雲、何健等軍政界要人，此時無一人響應。

　　甚至被視為汪派的張道藩、彭學沛、甘乃光、王世傑等人也不再贊同汪精衛的主張，一時間，汪精衛集團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面對汪精衛的徘徊和孤獨，日本政府決定采取行動，派遣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祯昭大佐，代替今井武夫大佐到河内營救汪精衛。

　　影佐祯昭在接到命令後，他認為，這種事不能光靠陸軍單方面幹，還必須加進海軍、外務省、興亞院幾方，可能的話還得有民間人士參與。

　　影佐祯昭的建議，得到了陸相闆垣征四郎的同意。

　　随後，日本方面決定，興亞院事務官矢野征記和海軍派遣的須賀彥次郎參加，影佐祯昭又特别推薦了外務省的犬養健與他同行，除此之外，随員中還有軍醫大鈴中佐、憲兵丸山準尉、軍曹松尾等人。

　　影佐祯昭這一行人，于四月初，乘山下輪船公司的“北光丸”，從三池港出發，四月中旬到達越南海防。

　　為了應付海關人員的檢查，影佐祯昭脫去了軍裝，改穿西服，他還告訴犬養健，此行負有特殊的秘密任務，必須隐瞞原來的身份。

　　影佐祯昭自己将用日本糖業聯合會庶務課長的名義，犬養健則為該會的書記，他們的假身份證明書，已先由糖業聯合會會長藤山愛一郎所簽署，連兩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

　　犬養健此前對此事一無所知，影佐祯昭向他交待任務後，他一面表示接受，一面為事前沒有得到通知而深感氣惱，影佐再三向他表示歉意，說是為保守秘密而不得不這樣做。

　　在影佐一行到達海防前，日本外務省書記官矢野征記早已經到達河内，伊藤芳男也于4月15日到達河内，他們住在河内的日本領事館内。

　　影佐祯昭等人在海防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趕到河内，進入坂本的住宅，這幢樓房雖不華麗，但它的特點是與領事館前後相連，兩宅間往來，不必經過樓外。

　　同時，這棟樓房的二樓又各有遙相對稱的一個小窗，便于用暗号互通消息。

　　影佐祯昭等人一到，石川正雄立即與汪精衛方面取得了聯系。

　　此時，汪精衛十分狼狽，河内的暗殺事件吓得他心驚肉跳，深感自己四面楚歌，進退兩難。

　　汪精衛考慮，再呆在河内，恐怕将有生命之憂，走吧，立足點選擇在什麼地方呢？途中是否再會遭到狙擊？

　　原來由曾仲鳴與日方建立的一條秘密聯絡線，現在又斷了，汪精衛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

　　被逼無奈，四月上旬，汪精衛再派周隆庠直接與日本駐河内領事館聯系求救。

　　影佐到達河内的當天，負責同汪精衛聯絡的石川正雄，通過暗号電話與周隆庠取得了聯系，雙方約定于第二天下午一時半，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汪精衛的住宅碰頭。

　　第二天，影佐祯昭、犬養健，以及矢野征記三人化裝成旅行家，驅車前往，汪精衛派出周隆庠在途中迎候，将三人按排上預先備好的汽車，直駛汪宅。

　　在周隆庠的引導下，影佐祯昭等人拾級登樓，被延請到一間會客室坐候。

　　不一會，隻見房門呀然而開，汪精衛身穿白色西裝，強顔歡笑地走了進來，由周隆庠作了介紹，一番寒暄之後，即轉入正題。

　　“我奉敝國政府命令，來協助汪先生遷住安全地區，故今天特意前來奉谒。”影佐祯昭微笑着，露出一副十分友好和關懷的樣子。

　　“承蒙三位遠道來訪，至為感謝！”汪精衛用一口夾雜有粵音的普通話說道。

　　“我也覺得在河内不但有危險，亦且毫無意義，我正在準備如何避離此地，适承貴國政府派各位來此，很感謝對我的關懷。”稍作停頓，汪精衛再次表示感謝。

　　“聽汪先生的話，重慶方面是否有新的襲擊計劃？”影佐祯昭問。

　　“有的，譬如在幾日前，這裡鄰居的三樓突然被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遠處監視我這裡。”汪精衛回答說。

　　“難道越南當局就這樣置之不理嗎？”影佐祯昭似乎并不相信汪精衛的話。

　　“越南當局雖然對我個人很有好感，但對我的政治行動則采取禁止态度，他們深恐卷入政治漩渦，如果我繼續留在河内，将無法與香港及上海的同志取得聯絡。”汪精衛道出了心中的苦衷。

　　“那先生想遷到何處居住呢？”影佐祯昭問道。

　　“我經過多方考慮，現在已決定到上海去，另外，作為後補地點的有香港和廣東兩個地方，不過，香港的英國當局監視甚嚴，目前在該地的陳公博、林柏生等無法開展活動。”汪精衛回答道。

　　“那麼廣東呢？廣東現在在我們大日本軍方的控制之下，應該是非常安全的。”影佐祯昭建議說。

　　“廣東對孫中山先生和我自己來說，都是關系很深的地區，可是現在已在你們日軍占領之下，我去廣東，有可能會給國民以一種印象，認為我是在你們日本軍隊保護下才搞的和平運動。”

　　汪精衛從内心深處，始終不願意承認他的和平運動其實就是一種賣國行為，他認為自己也是為中華民國的前途考慮。

　　“和以上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權還在外國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暗殺橫行的地方，敢于進入這一危險地區的行動，反而會讓全國民衆體諒我的愛國運動的誠意。”

　　汪精衛苦心孤詣，他力求把自己的活動同“賣國”兩字截然分開，當然這也隻是一種自我解嘲而已。

　　“那先生要離開河内，準備如何與越南當局接洽？”影佐祯昭對汪精衛的話未加任何評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口茶，接着問了句。

　　“我認為，以不給予越南當局任何刺激為主，我想，越南當局對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煩慮，如一旦我要離開此地他往，他們斷無不予贊同之理。”汪精衛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