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掌龍庭的那些日子，趙佶着實激動興奮過一陣。畢竟，做皇帝的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做皇帝的滋味，也與做世間任何一件事情的滋味截然不同。無限的權力帶給人無限的腐敗時，同樣帶給了他無限的滿足感。天下萬民皆臣服于足下，江山日月俱指點于掌端，乃是何等快意之事。曾幾何時，趙佶宏圖在兇，躊躇滿志，要學着開辟鴻蒙的列祖列宗，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
趙佶執政之初，虛懷若谷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相當令人贊歎。宰相張商英勸告他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僥幸取寵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讓人整修升平樓，還特意告誡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裡，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裡去，不要讓他看到。曾經有一個很敢說話的臣子，抨擊童貫等宦官胡作非為，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一直談到暮雲四合時分。趙佶饑腸辘辘，餓得受不了了，他站起來邊走邊說：今天先到這兒，我餓壞了，找機會再聽你說吧。誰知，這位愣頭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壞了。徽宗大叫道：“有話好好說，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報答陛下！”趙佶相當感動，說：“有這樣的臣子，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皇帝的侍從過來為他換衣服，他說：“給我好好保留起來，将來用它表彰正直有節操的大臣。”
此時的趙佶，表現得似乎特别喜歡廉潔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個為政清廉的縣官被推薦給他，他把這個人召來談話，發現此人确實不錯，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禦史，并且對他說：“方今士大夫寡廉鮮恥，你懂得義理，這就是我特别召你來的原因。”有一位中書舍人，相當于為皇帝起草诏書文告的機要秘書，為人坦率耿直，徽宗對他說，“我每次聽這幫臣僚們談話，總覺得不是内含奸詐，就是馬屁撲鼻；而你耿直正派，我隻能倚賴你這樣的人。”
可惜的是，這種蓬勃氣象持續的時間很短暫。執政不到一年，趙佶便産生了厭倦感。每日裡無休無止的工作，如批閱奏折，召見大臣，商讨政務，制定律條等，千篇一律，周而複始，繁雜瑣碎，越來越讓趙佶感到枯燥乏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的真正興趣原本就不在這上面。研讨一幅山水花鳥畫卷的筆墨得失，趙佶可以一連與人切磋幾個時辰而興緻不減。讨論一項稅賦法規條款，未及三刻他便哈欠連天。每當此時，他就非常懷念做端王時的日子。煮酒吟詩，臨風賞月，那是何等逍遙自在，快活潇灑。有時他甚至有些後悔，覺得自己真不該當了這個成年累月嘔心瀝皿、政務纏身，然而卻了無意趣、俗煩透頂的什麼天子。
第一次看到《西遊記》時，趙佶幾乎驚為天人，等他徹夜将手上的單行本讀完時，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五更，一夜沒睡的他緊接着上朝的時候，整個人神采奕奕，和平時無精打采的他判若兩人，下朝後找公相蔡京一問，居然是同一個戰壕裡的書友，蔡京也不失時機了介紹了民間演義《西遊記》的另外一種方式--話本說書，哪知等趙佶好不容易逮着機會出來嘗嘗鮮，卻還是以往的老調調，這怎麼不讓他心灰意冷。
“爺，要不我們去早點其它的樂子？”一旁的心腹太監張迪對怔怔出神的趙佶小心的讨好道，這找樂子，自然是去買春，隻是這《西遊記》後面的部分遲遲沒有下文，這讓趙佶似乎對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興趣，整個人看起來病恹恹的。
張迪自然知道這位爺的心病，他是頭一遭看見主子對一本書這麼上心，宮裡原來那本線裝書早就被趙佶翻爛了，上面的詩詞更是幾乎每首都能背出來，每天那些皇子皇孫更是纏着這位西遊迷，講述着唐僧師徒四人一路不畏艱難，斬妖除魔的故事，趙佶俨然成了兒孫們眼中的慈祥老人，相比較原先渾身上下散發出來的淩霄仙氣，現在的他骨子裡多了一點人情味，更接地氣，更是一個讨人喜歡的老頭。
趙佶已經三十多歲，再過幾年，他便進入不惑之年，宋人普遍年紀隻有五十多歲，皇帝的壽命更短，這個不解釋。他尋花問柳的心情加上《西遊記》這個結，似乎也漸漸變淡了，這才對張迪的提議毫無反應。
今天在書鋪以高價買到新的《西遊記》單行本的時候，趙佶是摸了又摸，聞了又聞，弄得書店老闆還以為他是鄉下來的暴發戶，若不是趙佶，張迪和身邊幾個大内高手那身狗皮子，保不齊嘴巴裡會冒出多麼難聽的話。
“爺，相爺昨個來過消息，說四川那邊的事了了。”
“是嗎？你怎麼不早說？”趙佶整個人變得輕快起來，起身準備去蔡府打探一番。
聽說《新青年》就來自成都府，而且寫這個《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還是一個水翦雙眸，肌膚如玉的女人，這讓他就更有興緻了，既然現在西邊的叛亂平息了，是不是意味着很快就會有下文了？
吳承恩是女人，是蔡京告訴他的，這也怪不了他派出去打聽詳情的那些人，每次吳永麟都是偷偷提前一天将第二天連載的《西遊記》底稿交給黃妙灏，她根據上面的故事作插畫和謄錄出一份底稿出來，在外人看來，黃妙灏似乎才是《西遊記》的實際作者。
東京城東的太師賜第是一座沿着汴河北岸建造翻修的大宅院。它依靠太師橋而出名。東京人也許還有不知道太師府座落在哪兒的，但要問到太師橋，連得八、九歲的孩子也會幹淨利落地回答：“老爹，你活了偌大一把年紀，颠倒問起太師橋在哪裡了。誰不知‘春風楊柳太師橋’，就在臨汴東街老鴉巷口那座大宅院前面。”
“春風楊柳太師橋”原是一句詩，現在通俗化到成為小兒的口語，太師橋的盛名可想而知。不錯！太師橋正對蔡京賜第的大門，随着蔡京本人官階不斷地上升，賜第建築範圍的不斷擴大，這座橋也一再翻修，面目全非往昔了。現在的太師橋是赤欄、朱雕、玉階石墩，其精麗和奇巧的程度完全可以與蔡京本人的身分相媲美。雖然這座橋遠在蔡京還不過當一名學士的時候，就被他的家人讨好地稱為“太師橋”了。
這座宅邸曾經數次翻新，在蔡京緻仕的幾年中，為了不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為了不至于給人造成一種“車馬冷落門前稀”的印象——這是一個罷了官的宰相和一個年華老大、過時的名妓同樣最害怕的事情——他比過去更加注意大興土木，裝修門面。有時是開封尹盛章的順手人情，有時是總管艮嶽工程的新貴朱勔把吃剩的肉骨頭扔幾塊給他，有時也不免要自掏腰包，但總之是把第宅花園連同馬路橋梁都修建得比他當宰相時更加講究了。
蔡京字元長。少有大志，頗有聲譽。他博通經史，詩作雄放隽美，著文器體高妙。性尤愛好書法，擅長各體。從兄蔡襄，人稱宋四書家之首，而京可與之并駕齊驅。他多才多藝，當代隻有蘇轼才可與之相比。熙甯年間，他支持新法，受到王安石的重視。元豐末年知開封府，與章惇同附蔡确，謀取策立今皇上之功，未能成功。司馬光任左相，蔡京投靠舊黨，率先廢除募役新法，恢複差役舊法。紹聖初年，蔡京又變為新黨，入京任戶部尚書，建議恢複募役法，廢除差役法。十年之間，翻手作雲覆手雨，善于見風使舵。
蔡京原是前朝舊臣，元符三年曾被貶谪出朝。剛剛登上大寶的趙佶鑒于熙甯變法以來新舊兩派之間相互傾軋的情況，試圖用折衷的方法平息兩派争鬥，就任命新黨代表曾布為右相，舊黨首領韓忠彥為左相，以達到兩派和衷共濟的目的。鑒于政治形勢不夠明朗，蔡京有心汲取以往的教訓，姑且依違兩可之間，但又想走投機的捷徑。轉而勾結宦官，企圖依靠内傳向上爬，為此犯了大宋朝廷的禁忌，被人揭露，輿情嘩然，再次被貶谪出京，到杭州去當了個“提舉洞霄宮”的高等閑官。
蔡京被貶，皆因為已經在哲宗朝當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繼續當了九個月宰相的章惇。
這位章惇是蘇東坡的老朋友，年輕時以富有才華、豪爽大方出名，屬于和蘇東坡很對脾氣的一種人。他們兩人曾經一起結伴外出遠遊。在前往蘆關的深山老林裡，馬上就要到達黑水谷的時候，他們碰到一處萬丈深淵，下面急流咆哮，上面隻有一架獨木窄橋。章惇提議兩人過到對面的峭壁上去題字留念，蘇東坡不肯，章惇若無其事地走過深淵上的獨木橋，然後把長袍掖在腰間，抓住一根老藤蕩到急流對岸，在峭壁上寫下“蘇轼、章惇遊此”六個大字，然後從容回到此間岸上。蘇東坡對此的反應是，拍着對方的肩頭說：“今後你這家夥會殺人不眨眼。”章惇問：“何來此說？”蘇東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會拿别人的性命當回事兒。”
以王安石變法為契機，章惇漸次成為變法派的主力戰将，蘇東坡則立即加入到反對變法的陣營，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與官聲，成為令變法派特别難受的主要對立面之一。哲宗親政的時間，掐頭去尾大約隻有六年多一點時間，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無情地不給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證明了蘇東坡當年的判斷不錯。當初，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經放逐過政敵；如今與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較起來，我們馬上會發現王安石已經可以用溫柔敦厚來形容了。在章惇那裡，人們才終于明白，什麼叫****，什麼叫政治謀殺。
于是，這位以不擇手段地打擊反對派而著稱的宰相，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個被清算對象。以往的時日裡，章惇整治過的人實在太多，現在就有幾乎同樣多的人要求懲處他。最後，他終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島，就是我們今天的海南省。在那裡，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己給自己招來的屈辱。當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蘇東坡及其弟弟貶到這裡時，曾經立了一個新規矩：下令不許他們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蘇東坡的弟弟、曾經擔任過副宰相的蘇轍隻好租賃民房居住。誰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饒，愣說蘇轍強奪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員給予懲治，逼得蘇轍隻好拿出租賃合同對簿公堂，才算躲過此一劫。如今，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貶到此地，當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規矩去租賃民房時，得到的回答是：當初蘇相公來租房，章宰相差一點要了我們的命，我們已經沒有人敢租房子給你了。我們無法揣摩他此時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會好過。這位前宰相從此再也沒能返回京城，悄無聲息地死在了貶居之地。
蔡京此人心機頗深，在杭州韬光養晦兩年後，以古稀高齡被徽宗趙佶起用。先知大名府，又接連晉遷尚書左丞，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不久後即高居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此後，在徽宗年間他曾四次為相，執掌朝政權柄長達十七年。其間雖有跌宕，均很快化險為夷，複為最得趙佶寵信的重臣之首。個中緣由，除了他工于權謀，善于鑽營，而且确有比較強的執政能力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便是他與徽宗趙佶，在興趣愛好上有高度相投之處。
《聽琴圖》是宋徽宗傳世的人物畫代表作，這幅畫出神入化的描繪技法令人歎為觀止。畫面上的彈琴者是在後世聲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畫像，而那位身穿紅色衣袍的聽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後世同樣聲名狼藉的蔡京。
這幅堪稱傑作的優美畫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與象征意義。它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體、休戚與共的意味深長的畫面——沒有彈琴者，自然不會有聽琴者；有了彈琴者，沒有聽琴者，也隻能自得其樂，意思不大；若既有彈琴者，又有聽琴者，而且雙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這才趣味盎然、生動完整。在許多方面，亡國君臣宋徽宗與蔡京恰好就是這樣一對知音。
事實上，北宋之後的曆代史學家，基本上都同意一個觀點，即：北宋帝國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這一對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這不能不使人在觀賞這幅美麗的藝術畫卷時，心情特别複雜。